自1965年取得独立以来，新加坡一直处于人民行动党（PAP）的一党统治之下。虽然每四年或五年都会按期举行大选，但人民行动党却长期占据着几乎所有的议会席位。其他党派的候选人和支持者会被打压和排挤甚至还会受到下列多种形式的惩罚：监禁反对党领袖或迫使其破产；设计解雇那些针贬时弊的时事评论员；限制对反对党选区的公共拨款，重新划分反对党选区的范围（不公正的选区重划政策可谓形式多样，极富创造力）；操纵选举时间表来压缩反对党竞选活动的时间；只允许正式登记在册的政党参与政治辩论；对所有形式的公开言论设置不明说的限制；减少新闻媒体对反对党的报道篇幅，等等。
这种“软威权主义”（soft authoritarianism）连同新加坡的经济发展，似乎是对自由民主理论的反驳，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它挑战了一种普遍的观点：即一党专政体制最终会滋生腐败和裙带主义，不利于国家经济的发展。人民行动党政府非但没有阻碍新加坡经济的发展，而且还常常被视为带来经济成就的功臣。许多人深信“李光耀……在新加坡打造了经济奇迹”，而记者罗伯特、卡普兰（Robert Kaplan）正是其中之一。
此外，新加坡的轨迹似乎还无视了一种理论假设，即随着一个国家的经济越发繁荣和自由，政治自由也会不断进步。岛内企业所面临的法律和金融屏障向来较少，且该国的经济增长若以GDP（国内生产总值）计算也一直处在世界前列。尽管政府做出了一些象征性的让步，但政治自由的进步几乎毫无建树。不过，对于人民行动党的长期统治，新加坡人民即便不能说是大力支持，但也一直逆来顺受。
难怪在那些认为民主建设不宜操之过急的人看来，新加坡一直是最佳案例。不少人包括研究学者和新闻从业人员，都会引用新加坡的例子来为这一观点辩护：即在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和社会长治久安之前，自由民主政治应该暂缓推行。而中国的领导人也效仿了这种做法。
本文主要讨论另一个普遍的观点--即认为新加坡的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人民行动党专政的结果。毫不奇怪，这一观点得到了人民行动党的大力宣传，也受到了其海外崇拜者的追捧。
凭借着软式威权，人民行动党政权能够迅速、果断地执行经济和社会政策。这一方面推动了GDP的快速增长，另一方面也造成了如今的经济“短板”和经济不公。一些政党与非政府组织早已预见到这些经济问题，并提出了政策建议。倘若过去四十年的新加坡更加民主，这些政党与非政府组织就会获得更多的空间来赢得民众支持及政治影响力；倘若如此，来自这些反对派的压力就能够迫使政府调整政策，这也许会减慢经济增长的速度，但也可能会缓解如今的经济问题，并让多数新加坡公民过上更好的生活。
为了让这一论点具有说服力，我们必须考虑以下两个方面。第一，由于我们认为新加坡政府的经济政策带来了许多积极的成果，所以我们必须证明：即使在自由民主制度下，人民行动党的执政地位也不会受到严重威胁。第二，我们必须证明：在一个自由民主的新加坡，那些能够纠正政府社会经济政策负面效应的反对力量会作用明显。
要论证上述两种与事实相反的假设是可能的。首先，虽然许多新加坡人反对和惧怕人民行动党政府，但更多的人却支持它并为它所带来的发展深怀感激。人民行动党政府对选民与反对派政客的恐吓，及其对政策评论与媒体报道的铁腕控制，只是该党在选举中大获成功的一部分原因。人民行动党之所以能成为“常胜将军”，原因还在于其政府对国家的贡献被广为称道，以及该党的周期性改革具有创新精神。再加上新加坡按地区划分的选举制度，所以不难想像，即使实行真正的民主制度，人民行动党大多数时候还是能够守住政权。因此，即便是在自由民主体制下，在过去的四十年里新加坡政府经济政策的总体方向很有可能保持不变：跨国企业仍然会受到欢迎；政府服务仍然会保持较高的效率；狮城美丽依旧，等等。
可是在一个更加民主的社会里，其它的政治声音也有发言权、能够为人所知，而且它们的影响力也许能够阻止政府在无意中造成前文所述的各种经济问题。然而事实却恰恰相反，人民行动党自1959年上台以来就禁止或至少压制了两个主要的政治声音：新加坡中华总商会（SCCCI）与多个左翼政党。
SCCCI及其属下的政治团体--民主党（该党在1955年的选举中赢得两个议席）多年来都在倡导更加自由的经济政策。早在1965年新加坡独立以前，他们便已经主张为国内外企业打造公平竞争的平台，在工商领域中鼓励创业，推动自由贸易，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加强与中国的商务联系，以及官方对在新加坡使用的汉语各种方言的认可。在上述这些方面以及其它方面，SCCCI在新加坡社会都发挥了突出作用。不过在1959年和1966年之间，前政府针对商会激进派的领导人以及民主党进行了打压，通过公开羞辱、恐吓并最终使得这些人在接下来二十年的多数时间里保持沉默。直到1985年的经济危机之后，SCCCI才恢复了一定的地位。
不过倘若SCCCI的自由经济主张能够一早得到重视，今天的新加坡无疑会更具创业精神而较少依赖跨国企业。若是在自由民主制度下，SCCCI的主张是会有实际效果的，特别是考虑到民主党在早期所取得的、尽管有限但并非微不足道的选举胜利，以及SCCCI在新加坡社会中的地位与其雄厚的财政资源。
另一种不同的政治主张来自于政治“光谱”的左翼。较为激进的左倾与平等主义政党的声音同样遭到了新加坡政府的压制，例如“社会主义阵线”（Barisan Sosialis，如今已并入“工人党”），新加坡民主党以及工人党。这些政党一直在呼吁扩大民众在政府决策过程中的参与度，废除言论审查制度，充分恢复人权，加强民族团结，降低收入差距，淡化物质享受、功利和社会地位意识，打造更为全面的社会保障制度，给予性少数人群与其他少数族群更多的宽容，废除死刑，以及加大对殖民地遗留街道和房屋的保护力度等等。人民行动党政府通过关押、审问上述政党的领袖或迫使其破产，来达到压制政治异见的目的。
此外，当局政府还禁止左倾的国际非政府组织在新加坡设立办事处，包括绿色和平组织（Greenpeace）、地球之友（Friends of the Earth）、国际特赦组织（Amnesty International ）等。倘若上述政党与国际组织享有更多的活动自由与影响力，它们必定会有助于减少新加坡社会的压力感、功利性和不公现象。再者，允许这些声音畅所欲言还可以让新加坡的年轻一代看到并相信：他们与国家的命运是息息相关的，且他们甚至有机会通过发表自己的观点来改变新加坡社会。如此一来还有可能阻止人才外流。
左翼组织倘若能够发出更强大的反竞争声音，也许反而能够真正激发新加坡的创业精神，这不得不说是一个悖论。如果每个人都畏惧失败而且社会地位意识过强，那么创业精神是不可能盛行起来的。而如今的新加坡社会恰恰充斥着对失败的恐惧。事实上，新加坡人常常用闽南语中的“kaisu”（意即怕输）一词来描述他们的社会，这可谓是一针见血。反物质和反竞争的声音如果能够更强烈，必定能减少“怕输主义”，因而有助于“释放”创业精神。
无论是威权制度的反对者还是拥护者，都对新加坡的经济表现留有深刻印象。虽然这个小岛国在一党制的坚决领导下实现了较高的经济增长率，但新加坡经济的长远前景却并非那么乐观。现在大多数新加坡人的工作时间较长、工作强度偏大，但报酬待遇却低得惊人，因而大批的优秀人才纷纷出国。而现行政府政策的主要诉求也是为了留住成千上万的外资企业。但是新加坡政府并没有改变路线，而是继续采取政府计划、“开处方”的办法来纠正这些经济弊端。
倘若新加坡是一个自由民主国家，这些经济问题一开始就不会出现。即使到了今天，与政府在经济上的小修小补相比，放宽社会自由度对于保障国家未来的经济繁荣可能会更加有效。以上便是自由民主制度也许能为新加坡带来的经济影响。【作者 Marco Verweij Riccardo Pelizz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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