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3月16日，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出席中欧国际工商学院论坛，并发表“中国怎样重启改革”演讲。吴敬琏称中国在过去几年一度出现这样一种声音，认为改革的方向错了，应该把市场放在政府命令之下，加强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后果是就使得改革放慢，旧体制留下来的遗产扩大影响，造成一种怪圈，粗放发展方式被强化和寻租腐败愈加严重。到了2011年，越来越多人认识到开倒车不是出路，只有改革才是出路。十八大做出关系中国前途和命运的重要决定，坚持走改革开放以来改革的道路。

　　现在方向明确了，下一步怎么做？吴敬琏分析每一次改革的大推进都必须完成三件事：第一件事，就是确定改革的目标；第二件事，要制订重点改革的方案和改革的总体规划；第三件事，要落实这些方案和规划，要克服阻力，把各项改革措施落到实处。现在首先要完成第二步，接下来推进第三步。

　　以下为吴敬琏先生演讲全文：

　　一、中国要不要继续改革、还是转变方向，过去几年出现动摇

　　既然是高朋满座，我们就把这次讲座做得宽松一点，大家坐在一起，议论一下当年大家所关心的问题。讲到了如何重启改革，刚才主持人已经说了，改革问题好像是十八大以来众所关心问题中的重中之重，今天我就跟大家交流一些我自己关于这个问题的看法。

　　首先讲两点，一是十八大的重大意义，就是推进全面深化改革是十八大做出的决定，我觉得十八大做了很多决定，这是十八大决定中最重要的一个，就是要全面深化改革。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对于改革是不是应该继续推进，还是应该转变方向，有7、8年，甚至10年的时间，社会上产生了一些不同的议论，方向似乎发生了一些动摇。所以改革的步伐就慢下来了。十八大决定，我们要沿着70年代末期这条路线重新向前推进。所以第一个问题讲一讲十八大政治决定的意义，它是在什么背景下推出的。第二，十八大既然做了这个决定，我们应该做什么？眼前应该做什么？

　　先说第一个问题，十八大开完以后，社会上有很多议论，媒体上对十八大的意义也做了大量的解读。这些解读并不完全一样，比如说有的认为十八大最重要的决定就是提出了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国内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都要翻一番，就是这两个宏伟目标是最重要的。也有人说，十八大最重要的就是提出了一个四化和一类要求，要求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工业现代化同步发展，这是以前没有这样提的，特别是其中的城镇化问题是新提出来的问题，这是很重要的。

　　还有的从社会、思想、文化上面着眼，就认为十八大专委会报告里面讲了24个字的社会核心价值观，这里面就涉及到国家一些争论的问题，比如说自由、民主等等，是不是属于社会的核心价值观，那么这次都包容在里边了，也是非常重要。

　　在我看来，这些当然都很重要，最重要的一点是十八大在中国到底往什么方向走的问题上作出了决策。这个决策就是要坚持上个世纪70年代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这样一个路线。坚持全面深化改革，这个是一个决定中国前途和命运的重大决定，我认为这件事情是重中之重。

　　所以就需要我们回应一下十八大开会以前，关于这个问题的一些讨论，一些不同思想，不同方针，也就是十八大做出这个决定，它的历史背景是什么。我们在座的有的年纪比较大，应该是比较熟悉，也有些同学比较年轻，不一定很清楚地知道在过去30年发生了什么事情，特别是在十八大前10年又有些什么变化，有些什么样的分析。

　　实际上，我刚才说十八大这个决定的重要性，完全是根据当时的历史背景来讲，十八大前，在整个社会，包括执政党内部有很激烈的辩论。

　　70年代末期，就是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中国面对的是一个支离破碎的社会，是一个濒临崩溃的国民经济，那个时候逐渐就形成了共识，要通过改革开放来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1984年10月，二届三中全会上，确定了中国要朝向一个社会主义有机化的商品经济的方向进行改革。到了1992年十四大就确定了中国的改革目标和社会主义民主，这个目标更加明确了。以市场经济为目标的改革开放，在整个20世纪做了很多的工作，到了20世纪末期，就宣布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方向。也就是说，大体上实现了从过去的计划经济，或者叫命令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过渡，市场经济的初步框架建立起来了。

　　正是因为有这样一个市场经济改革，促成了中国经济30年的高速度增长，到了2010年，中国不管是GDP，经济活动总量，还是进出口贸易总量，都分别超越了日本和德国，成为世界第二。但是我们这个市场经济的改革并没有取得完全的成功，我们的经济体系里还留存了很多过去旧体制的遗传，旧体制叫做计划经济。实际上，中国除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多少有一个计划，以后就没有真正的通过计算，编制出一个计划能够执行。所以严格地说，他不是原来意义上的计划经济，但是有一点是一直保持的，就是用行政命令来分配资源。所以更准确说我们把它叫做命令经济。

　　命令经济的主要特点就是政府用行政命令来配置资源，来决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产品，投资从哪里来，都是由行政命令指定的。而市场经济的特点呢？资源的配置基本上是由市场的价格来进行配置，而且这个市场体制也形成了一个兼容性的激励机制，就是鼓励那些对社会有贡献的人，通过给他们更高的报酬来鼓励他们为社会做出贡献。

　　虽然我们在一些重要的交易活动上都是通过市场来进行，但是改革资源配制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力量，就是原来命令经济中政府的力量仍然起着很大的作用，这个旧体制的遗产仍然严重存在着，就是我们经济发展工作报告经常提到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这个问题就越来越严重。

　　总体来说是两个问题困扰着我们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协调。一个问题就是所谓经济发展方式，或者叫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举步维艰。经济的增长有不同的模式，像我们过去的经济增长主要是靠大量的投入资源，货币表现就是由投资来支持增长。这样一种增长方式，我们通常把它叫做粗放的增长方式，或者叫做粗放的经济发展方式，这种方式带来很多弊病，它是不可持续的。所以从这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想要改变这种状况，特别是在“九五计划”，就是1995年制订的计划，决定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这个经济增长方式就是靠投投入实现增长，转变到集约的增长方式，集约增长方式的主要特点就是靠效率的提高来实现的。

　　但是从“九五计划”我们就知道的很清楚，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要靠经济体制的转变才能够实现。所以当时提出的口号叫做要实现两个根本转变：一个根本转变就是从粗放的增长方式转变到集约的增长方式；另外一个转变就是要从计划经济转变到市场经济。后一个转变是前一个转变的关键。

　　在“九五计划”期间，这两个转变都做出了一定的成绩，但是并没有能够完成。转变过来会发现一些什么呢？首先就是资源会变得越来越短缺。第二个问题，就是因为大量耗费资源，生产活动一方面会创造新的价值，另一方面一定会对环境造成污染。靠着粗放的增长方式，它就会使得这个环境的损害无法治愈，无法自己调节。于是环境就被破坏，生态的损害就会积累到一定程度，对空气污染积累到程度，我们的大气，中国三分之一左右大气就变成北京这个样了。

　　那么还有更深入的问题：这种粗放的增长方式因为它是靠投资来实现增长的，投资在经济中的比重在不断地提高，而消费的比重在不断下降，这样就造成了大众不能够分享我们经济增长得来的好处，使得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缓慢。进而言之，它就会造成收入分配上的差距拉大等等这样一些社会问题。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腐败，腐败的根源是什么？让我们有个分析，它的主要的原因就是来自行政权力对经济活动的干预，造成了一种寻租的体制环境。因为旧体制遗产大量存在，所以这个行政的制度基础也普遍存在。80年代后期，通过所谓双轨制，倒买倒卖来寻租，就变成让群众十分不满的一个问题。

　　因为这个问题并没有解决，经济体制和市场经济体制双轨并行，行政权力在经济活动中到处都起着重要的作用，于是寻租活动就越来越严重。如果说80年代，寻租活动主要是从价格的双轨制来的，那么到了21世纪，最重要的来源来是什么呢？就是土地，土地应该是征收价格和政府的批租价格的巨大差价，这个差价总额据说有几十万亿，就是租金总额占国民经济的比重太高，于是到处都可能产生饥饿的形态。所以腐败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当然腐败和垄断加在一起，对于我们收入分配中的贫富分化，也造成了很严重的后果，这是两个问题，就使得我们经济的矛盾不断被激化。

　　在这种情况下就有了不同的意见，应该怎么办呢？怎么来面对这些问题呢？一方面，中国的党政领导，在本世纪初已经认识到我们的体制存在很大问题，还存在很多旧体制的遗产，必须要进一步完善。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一个决定叫《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若干问题的决定》。这个决定通过的背景就是，当时已经认识到我们在20世纪末期，宣布建立的市场经济初步框架，仍然存在很多缺陷，还需要进一步改革，去消除旧体制遗留下来的东西，使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更加完善。很可惜的是，这个决定的执行情况不好，现在回头看，要求进行的改革很缓慢，或者是完全没有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