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的“2012创新中国高峰论坛”高朋满座，与会专家认为，创新是有规律可循，有经验可鉴，有方法可依的。本报记者特意采撷精彩观点，以飨读者。

　　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走到哪里都会被媒体“围攻”。昨天，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在深圳举行的创新中国高峰论坛上，吴老又一次被媒体的长枪短炮“包围”，本报记者则非常幸运，在众多媒体中成功突围，抢到了第一个向吴老发问的机会。

　　前海试点意义重大

　　记者：深圳正在与香港合力开发前海地区，该区域因诸多制度创新备受关注。您也多次提出由改革推进增长的新时代已经到来，那么，前海地区的发展是否会为改革提供一个新的样板，或者说，这种由制度破冰形成的增长会成为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新趋势？

　　吴敬琏：前海是非常好的试验，我们可以把这件事看得更深。从经济学上讲，一个地区的发展，要有中心城市，其主要产业是金融业和物流管理，中心城市要辐射到腹地，这个腹地一定要有很强的制造业，而且，腹地要大，在此情况下，这个区域就起来了。

　　现在来看，珠三角区域甚至泛珠三角没有强有力的中心城市，这是我们这个地区与长三角相比的一个大弱点，长三角有上海。但是，珠三角也有潜在的优势，那就是香港，这是个比上海还要强的中心城市，它的金融业和流通业、供应链管理都是世界级。不过，珠三角要把香港作为中心城市有一个障碍，一国两制，涉及两个关税区，因此，一体化在转变地区增长模式中将起很重要的作用。

　　我了解到深圳乃至广东对前海抱有很大期望。目前，香港的学校在积极与深圳合作，打算在深圳设立基地，这很好。我觉得有一点非常关键，那就是法律环境。前海作为一个试验点，如果成功，意义重大，大家应该关注，想办法让它做好。

　　企业家要努力盯市场

　　记者：您曾多次在公开演讲中提到中国企业和企业家面临严峻挑战，在您看来，当前中国经济面临哪些挑战？

　　吴敬琏：我认为，中国持续60年的增长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现在面临的各种微观、宏观的经济问题，症结和根源都在于这60年来所用的增长模式，它带来一大堆的问题，使我们要往前走一步都很困难。

　　比如资源的耗尽、生态环境的破坏，现在从南到北都是这样的坏天气，一直到投资率不断上升，不仅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而且世界上没有这么高的投资率。我们用来矫正这种问题或者弥补这种缺陷的是出口导向政策，一方面它的效益在衰退，另一方面它的负面影响变得越来越严重了。最重要的影响就是用出口需求来弥补国内需求不足，外汇存底就越来越多，它在宏观经济上造成的影响就是货币超发。现在我们有3.2万亿的国家外汇储备，这是用25万亿的中央银行货币买来的，中央银行货币是一种高能货币，在中国中央银行货币的货币乘数大概是4左右，这意味着为了3.5万亿的外汇储备创造的货币购买力大概是100万亿左右。100万亿开始时的表现是资金充裕，经过一段滞后期后，它就表现为资产价格、房地产价格飞涨，持续一段时间以后就表现为通货膨胀显现。所以，所有这些问题都使我们一定要下定决心，采取有力的措施来实现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

　　记者：在您看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关键是什么？在此过程中，企业家应如何应对？

　　吴敬琏：现在关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说法五花八门，从经济学观点来看，应该比较简单，现代经济增长主要的来源不是来自投资，而是来自效率的提高，这是现代经济增长模式的特点。所以我们要从旧的依靠投资的增长模式转到依靠效率提高。

　　对企业而言，改革开放带来的“浮财”已经被挖尽，所以必须耐得住寂寞，一心一意地去提高效率，提高竞争力。不能靠浮财了，到政府去拿一块地，到政府去拿几千万、上亿的补贴。企业必须进行原创性创新，这并不是说所有的都要我们从基点、零点开始进行创新，但你总是要有所发明，否则很难在技术上得到由于技术进步所带来的效率提高。

　　前年以来，从中央领导到各级党政领导都强调创新，但是也出现了一些误解或误导，就是不要一提到创新就想到革命性的高技术发明，或者说用战略性的新兴产业去取代我们所有原来的制造业。事实上，只要是能够提高效率，不管是哪一个行业包括制造业都是实现经济增长模式转变的重要内容。这两天的座谈会里我一再引用了里根总统时期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波什教授的一句话，不管是硅芯片还是土豆片，只要能赚钱就是好片。

　　企业家要努力盯着市场，提升自己能力。对他们而言有两条路，一条是静下心来做原创性创新，一心不乱，这条路很艰苦，来得慢。另一条路是找政府，拿地组织贷款拿补助。政府行为稍不注意，就把企业家引导到后一个道路上去。周其仁教授就指出，政府指定产业方向是没有可能看准的。

　　记者：目前很多企业都面临产能过剩问题，您觉得宏观调控能否解决问题？

　　吴敬琏：这些问题需要进行研究，企业可能是火烧眉毛，但不是今天才着急，一直都是。所以说必须转型，不转型的话，今天的状况一定会到来。如果让政府来解决问题，会提出一串问题。所以说，想在旧体制框架下做改进，这个问题是无解的。

　　人们经常会做短期考虑，那就是放松银根，2009年放得太厉害，我们现在正在吃这个苦果。当前如果再放松银根，增长率可能会上升，后果就是今后再吃苦果。再说了，现在没有2009年的条件，政府一定要有长期观点，长短考虑，这是政府的责任，老百姓不会感觉到当前和今后的利益。我认为，现在没有紧缩，大体上是中性。降准还有空间，大家期望的降低利率还需要谨慎。

　　金融创新不可能画地为牢

　　记者：近段时间温州的金融创新备受关注，对于地方金融创新您持何种态度？

　　吴敬琏：关于地方金融创新，我不像媒体报道的那样看好温州模式。金融市场是一个统一的市场，是全国性的，地方进行创新来改变，这不大好理解。地方可以作一些试验，可放开民间借贷后，资金来源不一定来自温州啊。

　　商品市场有可能划定区域，但金融市场绝对不行，不可能画地为牢，如果要这样做，结果只会加强行政管制。中央要管的事是监管，要把这两个事分开，越过了宏观经济的监管，指定贷款，抽紧银根，这是全国要改的。现在央行的几位领导都很强调信贷市场要实现利率市场化，这有不同意见。

　　记者：创业板马上两周年了，眼下关于创业板的讨论非常多，吴老您是怎么看的？

　　吴敬琏：证券市场都在谈郭树清新政，大家在看有哪些是对的，哪些可能有风险，哪些可能时机不对，我们要把全国性的证券市场搞好，这样才有意义。

　　现在对创业板的争论很大，不同领域有不同意见，争论相当激烈。证券界有些人认为创业板的缺点太多。我觉得应该基本肯定，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

　　比如说，审批制和由管理当局来决定IPO开闸关闸，这就造成大量寻租活动。创业板本来是要给风投、PE形成退出渠道，在实施过程中却造成某些人利用权力寻租，临门一脚强制入股。这几天我在深圳，很多高新技术企业表示，他们利用我们，赚了大钱，我们企业被利用，股民骂我们。他们一流通，股价就下跌，我们背了很坏的名声。

　　我认为，这些问题要研究。设立创业板，这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效果不太好，那就要存利去弊。在这个过程中，大家会有不同的认识，需要引导大家做理性的讨论，有些是技术层面，有些是大方向。如发审制度是不是不要了？这是一个要点，是一个症结，需要各方面利益的人站在他的角度来讨论，形成一个共赢的方案。我希望通过媒体把这些意见拿出来理性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