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是当前许多经济学家甚至全国人民都在思考的一个问题。迄今为止，中国30年的经济改革一直是沿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方向走的，但是本世纪初以来出现了不同的意见和选择，于是改革似乎重新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面临一个选择。以下，我就这段时间对此问题的思考，谈一些个人见解。

　　“更加重视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

　　2010年中共中央制定“十二五”规划时提出两个要点。一个是整个“十二五”时期的主线是要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另外一个要点是，实现这个转变的动力是全面改革。

　　“十二五规划纲要”在提出“必须以更大的决心和勇气全面推进各领域改革”的同时，还要求“更加重视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

　　此后，许多部门都在研究本部门的“顶层设计”，学界也在讨论今后改革应当选择哪些重点领域和如何进行这些领域改革的“顶层设计”。从中央各个部门如财政、金融，直到一些具体的改革项目，如公立医院改革，都在谈顶层设计。我认为，这多少是对“顶层设计”的一种误读。

　　什么叫顶层设计？为什么提出这一说法？对此，有许多人也提出这样的疑问。

　　所谓“顶层设计”，原本是来自网络工程学(NetworkArchitecture)的一种说法，英文原文是top-down design。它是说在进行一个大系统的建设前，要从顶层开始，由上到下地进行设计。2001年国家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在讨论电子政务网络建设的问题时，发现许多地方往往热衷于购买最好的电脑、最好的外围设备来建设自己的网络，而不注意整个系统的设计。比如说，政府机关的内网和外网之间是采取物理隔离的方式、还是逻辑隔离的方式，中科院计算所所长李国杰院士首先提出了“加强顶层设计”的问题。一些IT方面的科学家指出，建设电子政务网络需要首先要在顶层设计一个网络，而不能从各个子系统开始着手，只有这样，各个子系统之间才有可能互相沟通、兼容、联动。时任国务院信息化工作办公室副主任、国家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的刘鹤主持了这场讨论。

　　为什么提出“要更加重视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问题”

　　为什么“十二五规划”提出要“更加重视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原因可能有二：一个原因是不少人以为中国改革从来没有明确的目标和方案的设计，一直停留在“摸着石头过河”的水平上，而不了解中国改革在上个世纪已经形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现在需要进一步加以完善。另外一个原因是本世纪初出现了另一种“顶层设计”，需要来比较哪一种“顶层设计”更加符合中国实际，更加正确和更加有可能成功的。

　　在我看来，说我们直到现在还在“摸着石头过河”，是一种误解。“摸着石头过河”是上世纪80年代初期的做法，因为那时我们与世界学术界已经隔绝了很多年，原来以为社会主义国家就一定是苏联式的体制，当事实证明这一体制是行不通的时候，对于到底怎样才行得通，心中是完全无数的。所以当时陈云和邓小平都提出“我们现在只能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这种情况到80年代中期已经发生了改变。

　　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从决策层到经济学家和社会大众，都认识到改革总是摸下去是不行的。所以，就提出了一个“顶层设计”的问题。不过当时不叫“顶层设计”，而叫做“目标模式”。

　　1985年的巴山轮会议上，匈牙利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部主任科尔奈(Janos Kornai)有一个关于改革目标模式的重要发言，提出现代经济的体制模式分为行政协调和市场协调两大类，两大类又分为直接行政控制、间接行政控制、没有宏观控制的市场协调、有宏观控制的市场协调4个子类，科尔奈倾向于选择有宏观控制的市场协调作为改革的目标。对此大家都很认同。后来，由于1988年经济波动和1989年的政治波动，对于中国应当建立什么样的经济体制，发生了分歧的意见。1989年以后，坚持计划经济成为主流。

　　1990年12月和1991年2月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以后，从1991年年中到1992年年中，中国的党政领导人到经济学家用了整整一年的时间进行了理论和实践结合的认真探索，最后在1992年10月的中共十四大上确立了中国改革的目标，这就是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的市场经济体系。这可以说就是当时确定的中国经济改革的“顶层设计”。在这个“顶层设计”确定以后，就开始了经济改革的“总体规划”，即各个领域改革方案和它们之间配合关系的研究。然后，1993年11月的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50条”)》，形成了市场经济的总体规划和各个方面的具体方案。这一决定非常具体，受到国内外的普遍好评。1994年开始就按照这个总体规划进行改革。此后，1997年中共十五大又提出“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对国有经济进行有进有退的“战略性布局调整”，以便确立“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不断改善的改革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有力地促进了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为中国经济的崛起奠定了体制基础。

　　不过我们必须认识到，中国在20世纪末建立起来的市场经济初步框架还存在很大缺陷。这一方面表现为它还保留着原有计划经济体制的若干重要因素，其中集中表现为，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和国有经济对市场的控制。另一方面则表现为现代市场经济所必须的法治没有建立起来。

　　正是因为如此，2003年的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做出了《中共中央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若干问题的决定》，要求在许多重要方面进一步推进改革。可是由于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进一步推进改革会越来越多地触动政府和政府官员自身的权力和利益，改革的阻力非常大，也由于改革的进步，使中国经济开始崛起，各级政府官员普遍自我感觉良好，不觉得需要推进进一步的改革。在这种情况下，既无压力也无动力，于是改革步伐开始放缓。改革停顿不前，市场秩序混乱，权力干预加强使得寻租活动的制度基础得到扩大，于是腐败愈演愈烈，即便用严刑峻法也难以禁止，同时贫富差也愈拉愈大。现在回想起来，上世纪80年代末期民众群情激奋地批判的以“官倒”为代表的腐败，与新世纪出现的腐败是无法比拟的。

　　腐败猖獗和贫富分化加剧，为一些支持旧体制和旧路线的人运用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言说误导大众提供了机会。本来改革开放以来市场化、法治化和民主化的改革就不断受到来自支持旧体制和旧路线人们的质疑和反对。本世纪以来这种质疑的声音越来越强，而且在错误的舆论导向下获得部分弱势群体的支持。这些支持旧路线和旧体制的人们提出的“药方”或者叫做另一种“顶层设计”，就是动用国家机器来制止腐败和贫富分化；同时运用政府强大的资源动员能力，靠海量投资来营造炫人耳目的政绩。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的怪圈——政府的控制越是加强，寻租的制度基础就越大，腐败也就更加严重；而腐败越是严重，在某种错误的舆论导向下，也越有理由要求加强政府和国有企业的控制力。

　　后一种“顶层设计”的初始形态叫“北京共识”，后来则被称为“中国模式”。其主要内容是依靠强政府、大国企，用海量投资来支持高速增长。这种政府主导的发展道路，在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后从西方各国政府短期政策中得到鼓舞。其“优越性”似乎也得到了某些短期业绩的支持。实践中还出现了一些“样板工程”，例如被“中国模式”的支持者所盛称的“高铁奇迹”，还有某些地方依靠政府的强力动员和大量注入资源实现的超高速发展等等。

　　于是就出现了建立在法治基础上的市场经济、还是国家资本主义两种不同的“顶层设计”之间的选择问题。在我看来，“十二五”重新提出“顶层设计”的问题，其实质是明确未来改革的正确方向。

　　争取形成新的“改革共识”

　　近几年事态的发展表明，出现了总结不同“顶层设计”之争，形成新的“改革共识”的可能性。

　　首先，近些年来，通过理论和历史经验的分析和讨论，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倒退是没有出路的。其次，近来，那些采取“强政府、大国企”模式发展经济的部门和地方这种模式所造成的种种严重后果正在显露出来。因此，近来朝野上下推进全面改革的呼声开始提高，甚至出现了形成新的“改革共识”的可能。

　　这一新的改革共识不是脱离过去的基础重起炉灶，而是在原有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比如说上世纪90年代以后，特别是小平“南方讲话”以后形成的新的改革高潮存在着缺陷。其中最主要的缺陷是，1992年以后就不再像过去那样，把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并提。事实上，中国改革进程中落后的方面，包括政府职能明确界定和国有经济有进有退的调整，都涉及到政治改革。正如小平在1986年讲过多次的，政治体制不改革，经济改革也落实不了。

　　“十二五”规划要求“更加重视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所说的“改革”，是指“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的改革”，因此，我们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也应当不是某个单项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而是全面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

　　目前，各界人士正在对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进行热烈的讨论。对于经济改革总体规划的讨论，大体上涉及三个领域：一个是私用品领域，即“竞争性领域”，包括市场开放、国有经济布局调整、农地改革、金融改革等项目；一个是公共领域，包括财税改革、民间组织发展等；还有一个是市场监管，包括从实质性审批到合规性监管、反垄断执法等。

　　对于政治改革的讨论，也大体上涉及三个领域：一个是法治，一个是民主，一个是宪政。至于三者具体包括哪些内容，它们应当有重点地进行，还是协同推进，这些问题，都还有待深入地讨论。

　　顶层设计要和基层创新相结合

　　社会经济体制作为一个巨型的系统，为了保证各个子系统之间的协调和互动，必须要有从上到下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但是，进行顶层设计一定要倾听民众诉求，与从下到上的创新相结合，从地方政府主动探索获得启发和经验。

　　现在已经出现了一些地方的改革试验。比如上海从前几年起就要求国有资本退出几十个竞争性行业，而且每年都要检查落实情况。增值税扩围试点，也是上海市最先提出的，这项对发展我国的服务业很有意义的改革，很快就得到了一些大城市和国家财税部门的积极响应，有望加快增值税最终向消费型转型的步伐。

　　还有广东省的一些体制创新也很值得注意。一个是从2010年开始，时任广州市委书记的(现任广东省省长)朱小丹提出应该用“非禁即入”取代“准入”制度。现在他们已经获准进行宽松商务登记制度的试点。再比如深圳试水创新的民间组织无主管设立，现在已经在广东全省实施，实施效果很好，包括国家民政部的一些官员们也认为这样的做法是有益无害的。再有就是村民自治的选举制度。这本来是我国现有法律明文规定的制度，但是事实上绝大部分地方都没有很好地执行，现在广东乌坎树立了一个好的范例，也有可能减少今后推广的阻力。

　　许多基层的制度创新，往往都能为整体改革提供重要的方向提示和实施经验，甚至本身就具有全局意义。我们应当热情支持，使顶层设计和基层创新更好地结合起来，协力推进改革，这样，中国就必定能克服眼前的困难，在新的、更高的水平上重显辉煌。

　　(作者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本文为作者在“2012·金融四十人年会”上的演讲整理稿，经作者审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