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五”开局之年，是一个很关键的时候，要研究一些大问题，要有一些大政策，并凝聚全国人民的力量解决这些大问题。

　　现在面临着两大难题。要开好局，保证今后五年、十年、二十年持续稳定发展，需要针对这两大难题来部署工作。这两大难题，一是传统的粗放的经济发展方式已经走到了尽头，二是腐败的蔓延。腐败已经侵入到党和政府的肌体，影响了政府的公信力和党执政的正当性，使得官民关系非常紧张，社会和谐稳定受到严重威胁。

　　应该说这两大问题存在已久，许多有识之士也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但是努力的成效不明显。就拿转变粗放的增长方式来说，1981年人民代表大会批准了国务院关于今后经济发展的十大方针，贯穿这十大方针的是经济发展要转移到效率提高的基础上来。80年代初期制订的20年发展大规划提出，在经济效益不断提高的基础上，到20世纪末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翻两番超额完成了，可是前提并没有实现，经济效益仍然没有提高。所以，“九五”计划正式提出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可是三十年过去了，效果依然很不如人意，以至于在“十一五”最后一年，党中央提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刻不容缓。

　　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最根本一条是要建立市场经济体制，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这需要有一系列的制度安排，核心是要转变政府职能。现实是政府职能有问题，政府掌握了过多的支配资源的权力，政府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以此实现政绩目标，即所谓GDP崇拜。采取的方式中外无一例外，就是用大量资源投入来实现GDP高速增长。

　　关于腐败问题，80年代中期党中央、中央政府和老一代革命家就已经提出，开始叫党风不正，后来叫贪腐，老一代革命家们谆谆告诫：“党风不正或者贪腐会造成亡党亡国的严重后果的。”并采取了很多措施，包括用严刑峻法处置贪污分子。可是腐败却普遍蔓延开来，变成一种普遍违法的状况。

　　问题在哪里？它的基础在哪里？在80年代中期，针对当时腐败的一个主要表现--官倒问题，曾经有一次大讨论，讨论的结果是大多数人士认识到官倒的体制根源是权力介入交易。物资计划调拨制度和市场交易双轨并行，调配资源的权力介入到交易中。有权力背景的人能够拿到批文，可以官价买到许可证，然后倒卖批文和许可证，这叫做官倒。有行政权力背景的倒爷们能够发大财。这是一种寻租的制度环境，可以利用权力来寻求租金。

　　1988年，开了很多次讨论会，也出了书，深刻剖析腐败的制度性根源，后来中纪委开了一次全体会议，提出要从源头上反腐败，铲除寻租的制度基础。重点是清理审批制。在全国进行了清理审批的专项工作，颁布了行政许可法，制止违法设立行政许可。可是这件事情好像没有贯彻到底，行政审批似乎越发宽泛起来，什么审核制、备案制等等，名目繁多。寻租的体制没有解决。

　　在改革过程中，相当长时期采取对国有经济和行政部门的职能不做大的改动，在体制外发展非国有经济，这使得两个运行方式，两条轨道长期交错。2003年以后，为了应对经济过热，采取一些加强行政管制的措施，增加了寻租的可能性。有既得利益的人们，也往往用扭曲改革或者阻止市场化改革的方法来扩大寻租的基础。这都使得腐败问题不断蔓延开来并深入下去。

　　当市场发展后，需要有与市场配置资源相互支持的制度性安排；这些制度性安排不到位，市场很难有效运转，而且会滋生出一些毛病来，有些毛病还会很严重。到20世纪末特别是到21世纪，国内市场发展了，已经不是一个地域性熟人市场，而是一种所谓陌生人之间做交易的市场，用经济学的话，是非人格化的市场。在非人格化市场上，市场秩序的保持、合约的履行要靠第三方执法。在现代国家就是要靠法治。要有很明细的法律，有公正的执法。但是，改革推进到现在，这方面的制度建设应该说远远跟不上需要。参与市场活动的人们为了保护自己财产的安全性，能够放心地做生意，便寻求当地政府和官员的支持，出现了新的寻租需要和新的寻租形式。

　　总之，粗放的发展方式和腐败这两大难题长期解决不了，根本原因在于体制性障碍。铲除这两座大山的制度性基础，唯一出路是改革。改革的目标是要实现1992年党的十四次代表大会所说的建立市场经济，使市场充分发挥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并和市场化改革相配套，推进政治改革、社会改革，建立法治。

　　改革要有决心，要有执行力。回过头看，2003年党中央通过的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个挺好的决定，但是执行中往往达不到决定的要求。这里我想起一位老前辈房维中同志，他从第一个五年计划一直做到第九个五年计划，对中央文件的起草、决定和执行有很多经验。他讲了一句话，“通过决定应该是工作的开始，但是它往往变成工作的结束了”。我们一定要避免这种情况，把好的决定认真坚决执行下去，否则就成了一纸空文。■ （编辑 黄根兰）

【本文根据作者在中国改革(2010)年会上的发言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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